实盘配资app反而使敌人向根据地内进行了推进

九（接前八）

第三次“左”倾路线对中国革命造成的最大危害，就是造成中央苏区根据地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苏区根据地，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极大损失，使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1933年的秋季已开始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争。但就在这极为严峻的形势下，临时中央不是先去做好准备去反击敌人的第五次的“围剿”，却是在1934年1月召开了不是非常紧要的六届五中全会，把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到顶点，而这一顶点最主要的就是在政治上“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围剿’间谁战胜谁人的问题”。（注37）这一犯急性病的政治上的极“左”倾判断，正是导致军事上战略战术的“左”的冒险错误进而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担负这次战争指挥的一是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只会照搬苏联红军正规战争经验的德国人李德，另一位是从来没有打过仗，没有参加过反“围剿”战争完全不懂军事知识的教条主义者的书生博古。他们废弃过去历次反“围剿”形成的成熟的战略战术原则和形成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被动的冒险主义的防御方针，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的错误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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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6月，临时中央提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分离作战的方针，就是一部分组成中央军，在抚河和赣江之间作战，一部分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都能取胜，而后进而能够夺取抚州和南昌等中心城市。这显然又是不顾客观条件容许的犯急性病的冒险计划。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情况，不考虑怎样先突破敌人的“围剿”，而又想着占领大城市，这种出发点和战略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这种把两个拳头分开来应敌的部署，只能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结果是中央军没有什么仗可打，而东方军虽取得一些胜利，但由于连续作战，造成部队在即将迎接反“围剿”大战的关键时刻却使部队处于非常疲劳的状况，既丧失了反"围剿"准备的宝贵时间，又使红军不能养精蓄锐来应对敌人的“围剿”。

1933年9月上旬，国民党北路军开始发动“围剿”进攻后占领黎川，李德、博古急令红军应敌，企图夺回黎川。红军打了一个胜仗，又令红军在敌军主力所在的已修筑坚固堡垒阵地的硝石和资溪桥等地发动进攻，连战两个余月不利，不仅未能在敌占区和根据地边沿地带战胜敌人，反而使敌人向根据地内进行了推进，红军只好被迫撒回，而且使部队遭到很大损失。

在北线作战遭受几次挫折后，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由军事冒险主义转为军事保守主义，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处处设访，层层抵御，不敢向无堡垒的敌占区去作战，也不采取“诱敌深入”抓好有利时机集中力量歼敌的战术，而是与敌人打开了阵地战、正规战、堡垒战，与敌人拼消耗，企图想以此来阻止敌军的进攻，达到粉碎敌军“围剿”的目的。

正当反“围剿”激战之际，在福建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蔡庭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及黄琪翔组建福建政府，并宣布联合共产党抗日反蒋。1933年10月26日福建政府及第十九路军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红军代表在江西瑞金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和《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条约规定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随后从福建向根据地输进了大量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质，缓解了根据地紧缺物质的部分困难。周恩来和张闻天等致电博古等，要求调动红军去增援福建政府和十九路军反击蒋介石派去的军队对他们的进攻和镇压；尤其是毛泽东向临时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作战，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迫使蒋介石调兵回救，粉碎其对根据地的“围剿”，并能很好地援助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的反蒋的镇压。但临时中央拒绝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的建议，怕丢失根据地，仍采取保守主义的方针，而是将东线红军调往西线在敌人布满堡垒地区作战，不但没有破敌，又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坐视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被蒋介石镇压。结果是丧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战机，也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使向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又走近了一步。

1934年4月上旬，国民党集中10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毛泽东和张闻天都不主张进行广昌保卫战，李德和博古不采纳他们的正确意见，提出了“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和“胜利或者死亡”等极“左”口号，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员很大的实际，不顾敌强我弱的差距，部署了极为典型的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和消耗战的广昌保卫战。参战的红军部队依托阵地英勇顽强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但敌人以多于我的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支援下，红军付出了5000余人伤亡的惨重代价，还是未能破敌进攻，奋战18天之后，被迫撤出广昌。国民党军队占领广昌之后，继续向根据地中心推进。但此时李德和博古继续推行“分兵六路”“全线防御”的错误战术，结果使根据地的面积进一步缩小，陷入困境，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根据地仅剩瑞金、会昌、兴国、于都、宁都、石城、宁化、上汀等县的狹小地区。此时，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已无希望和可能了，为了自身的生存，红军只能撤离中央根据地了。

十

随着敌军的不断逼进，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领导人也意识到打破敌人的“围剿”已无可能，于是开始在小范围内讨论战略转移的问题。“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三人团’中，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注40）

为实施战略转移，为转移敌人对战略转移的视线，牵制和调动敌军减轻对战略转移的压力，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组织了北上和西进两支队伍。组建由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同时命令在湘赣苏区活动的红六军团突围为西进支队。

1934年7月，北上抗日先遣队到了闽浙晥赣边区，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成立了由方志敏为主席的军政委员会。由于这支部队兵力过小，未能牵动“围剿”中央根据地的敌人，孤军深入敌后，陷入同十倍于己的敌人作战的困境，1935年l月底，遭到严重损失，寻淮洲牺牲，方志敏被俘，在狱中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等有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共产主义坚定信念的诗篇，后在南昌英勇就义。剩余部队在粟裕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界一带，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的同时，中共中央指示鄂豫皖省委要摆脱困境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年11月，鄂豫皖省委决定由省委委员高敬亭领导部分武装组成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游击战争，省委率领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的红二十五军共2900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支队，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历史10个月，途经4个省，转战近万里，于1935年9月15日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水平镇（今小坪），16日同陝甘红军会师，成为红军先期到达陝北的第一支队伍。

1934年7月下旬，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按照中革军委要求西移的命令，成主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领导红六军团西移。红六军团从衙前镇、五斗江之间出发，连续突破了敌人三道封锁线，于8月上旬进至桂东以南寨前地区，红六军团领导机关正式成立，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敌西路军总司令何键发现红六军团突围后，急令所属部队前堵后追。8月12日，红六军团从寨前出发，一路与敌人周旋或激战，9月上旬，在首界地区渡过湘江，进占西延城（今资源市），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求红六军团在城步、绥宁、武冈地区歼灭敌人，开展苏维埃和游击活动，尔后转移到湘西北，与在川黔湘边境活动的红三军团取得联系。接此令后，红六军团遂于9月11日从城步以西出发继续西进，又在西进途中与敌多次交战，经过一个多月艰苦奋战，红三军领导人贺龙、关向应率红三军主力沿梵净山南下接应，终于在10月24日两支红军队伍在贵州印江县的木黄实现了会师。红三军回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红二军团兼2、6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军团行动。红2、6军团从黔东出发，向湘西地区进发，歼敌新偏34师一部，占领永顺、大庸、桑植等城，湘鄂川黔苏区建立，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委会和省军区成立，任弼时任省委书记，贺龙任省革委主席兼军区司令员。红2、6军团的这些举动，迫使敌人从追剿中央红军的军队中抽调4个师支援湘西，从而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行动。

1934年红六军团的红52团作为长征先遣队踏上西征之路

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5个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纵队及中央机关共8.6万余人，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和福建长汀、宁化出发，开始了向湘西方向与红2、6军团会合的战略转移，其余的还有1.6万余人，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苏区坚持斗争。

蒋介石为堵截红军沿途共设了四道防线。第一道设在江西信丰和安远之间，由粤军陈济棠部防守，中革军委领导人利用了陈济棠与蒋介石的矛盾，派人与陈济棠谈判达成秘密协议，使红军顺利通过了第一道防线。第二道分别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之间，第三道设在湖南良田、宜章和乐昌之间，第二、三道防线由于敌人兵力较弱或援兵不能及时到达，红军经过突击作战也就突破了这两道防线。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红军从广西全州和兴安间抢渡湘江，这是国民党军队设的第四道防线，蒋介石派出重兵，企图在此消灭红军。红一军团二师距全州16公里的山脚下构筑第一道阻击阵地，进攻之敌黑压压一片，一轮又一轮接连不断发动进攻，红军一次又一次打这了敌人进攻，军团政委聂荣臻向部队喊话，生死存亡在此一战；红三军团五师在距渡口10公里的新圩构筑阵地，桂军向阵地猛烈攻击，军团长给师长李天佑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四天，李天佑同战士一起在火线阻击进敌，师政委负伤仍不下火线；红三军团四师在离渡口只几里路的地方构筑阵地，阵地激战烧成一片火海，军团长彭德怀冲出指挥所奔向火线阵地直接投身战斗，被四师政委黄克诚拦住；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止在湘江东岸，因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用手从腹中掏出肠子扯断牺牲。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中最壮烈而且是负出牺牲最大的一战，饥饿疲惫但却是最英勇顽强最不怕牺牲之师，在原来出发前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付出如此惨重代价，连续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了敌人重兵攻守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东岸的企图，12月1日17时，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大部分过江，开始了战略转移新的征程。

（未完待续）

发布于：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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